如果给改革开放感谢国家排序，该国第一

作者 | 阿崽

出品 | 出海传媒（ID：chuha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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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在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10名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获得表彰，其中包括10名外籍人士。

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是获表彰的两位日本人士。

松下幸之助对中国电子工业的贡献很大

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进程里，日本是对中国的机遇和机会最具有独到眼光的国家之一。商务部数据显示，从各国和各地区的累计对华直接投资来看，日本超过美国和新加坡，排在第1位。进驻中国的日本中小企业也很多，共计超过5万家。

从当年中日邦交恢复之前就实现贸易的日立制作所，到经济特区设立之后即入驻蛇口的三洋电机，再到松下幸之助与邓小平在访日期间的协助之约，日本的企业和企业家以其特有的敏锐嗅觉参与进中国的时代变迁之中，在助人与自助的基础上做起了优质的生意。

世纪相见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日本国首相福田赳夫的邀请访问日本。在大阪，邓小平一行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当时已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冒着细雨站到工厂门口迎接。

在茨木工厂，邓小平参观了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等产品。就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当即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

翌年6月，松下幸之助便访问中国。在其访华期间，邓小平同松下幸之助进行了深入交谈，在几天内便接连会见了两次。一位在场工作人员在回忆录里写，在这次访华中，八十多岁的松下幸之助精心准备了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企业管理以及中国如何同外国进行技术合作和合资经营等问题的相关建议，邓小平听后直言，“作为大公司，像你这样提意见的，我还没有遇到过。”

这次会面，邓小平再次向松下幸之助提出了“帮忙”的请求：他请松下幸之助帮助中国改造电子工业。因此松下提出了一个由日本电子工业界联合起来帮助中国发展电子工业的宏大计划。

不过，这个计划并没有如愿实施。为此，松下幸之助再次访华，向邓小平表示歉意，并表示松下电器公司将单独同中国合作，愿为合资合营企业树立一个典范。也是在此事的推动下，虽然日本电子业界联合起来同中国合作一事没有办成，但日本电子工业联合会以此为契机，成立了中国委员会，利用日本政府贷款，支援中国老厂改造。松下电器公司先后对中国企业提供的技术合作项目有160多个，也为中国电子工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1987年，松下公司同北京市有关单位合作成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双方投资规模达到248亿日元，成为当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

此时，距离松下幸之助离开人世还有两年，老先生已经是只能久留病榻的重病人，而他在重病中还是非常关心这个合资公司的建设情况，但已无法再次前往中国，在知情人士的回忆录里，松下在他最后的岁月里，难得见到的笑颜便是他看到北京工厂终于建成的照片。

机遇

改革开放下的中国，气魄宏大，而这给了80年代的日本青年以深刻印象。

1984年9月至10月，中国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来华访问，前往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杭州、武汉等多处地方参加交流活动，这成为了中日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对于那次访问，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回忆说，“当时我以为听错了，以为是300人，结果是3000人，真是大吃一惊，这真不愧为中国宏大的气魄。”

据中国外交官刘占山回忆，“日本访华青年在中国参加的活动很多，他们告诉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中国青年的热情招待，感觉像回到了家一样，心里暖乎乎的。后来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日青年舞会，几千名年轻人一起看焰火、跳舞，联欢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才结束。最后离开中国时，日本青年与中国朋友依依惜别，很多人在机场相拥而泣。”

而在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则采取了助人+自助的做生意方式：从1979年开始，日本提供了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assistance，即ODA)，主要形式为大部分的开发贷款、小部分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2008年基本结束，虽然是有偿援助，但是利息低（1979年为3%、2000年为2.3%）、周期长（30年）的日元贷款解决了中国外汇储备紧缺的难题，解决了技术及大型设备采购资金问题。

1979年-2010年日本对华ODA总额达2900亿人民币

据统计，1979年-2010年日本共提供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以及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约2900亿人民币，涉及项目200多个，覆盖能源、运输、农业、环保、教育等各个领悟。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兰州、武汉、西安等地机场的建设，北京到秦皇岛的铁路扩建工程、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地铁一号路、深圳盐田港一期工程、大窑湾大连港一期工程等等，都有日本资金援助。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也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时代红利：改革开放初期，日本企业积极投身进中国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中来，如在与香港相邻的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在设立经济特区之后，三洋电机决定进驻蛇口，其成为日本企业通过实质上全额出资在中国进行经营的首家企业。

而日立制作所从中日恢复邦交之前就启动了对华出口，1972年获得唐山火力发电站的建设订单。中国方面的负责人是后来出任总理的李鹏。双方深厚的关系在1980年推动成为中日第一起合资事业的福建省彩电生产协议；改革开放后期，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又从积极从制造业扩大至服务业，中国的定位从生产基地变为巨大的消费市场。

现在，中日两国的贸易与投资已经进入转型期：日本企业将中国作为出口基地进行投资的传统投资形式已经发生变化，现在中国和日本的投资环境已经转到互相投资、交换资本的时代，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方式上已从控制股权转向参股，行业上从制造业转向商业、服务业。

这一切，都源自40年前的一次伟大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