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人生“滑铁卢”（一）

志得意满    仓促上奏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国藩升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委员兼教育部副部长），钦派会试正总裁、殿试阅卷大臣（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总考官），连升四级，一飞冲天。

就任礼部侍郎之后，曾国藩达到人生第一个阶段性高峰，志得意满，自信感爆棚。

此时，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回家告慰亲人。在信中他自负地说道：“由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仆不自意速化自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盖升迁之速而论，以三十七之弱龄为大清湖南第一人而已。”

意思就是“不但我当初没有想到自己会升迁得这么快，就是那些对我非常推重的好友中，也没有人敢做这种大胆的预测。

如果仅仅从升迁速度来说，我是大清朝的湖南第一人”。沾沾自喜的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但是，人生就是如此。一旦你飘飘然地失去自我认知，上天就会马上给你一个狠狠的教训，让你跌一个大跟头后认清现实。这是古今至理！

有一些人在跌跟头之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而东山再起再造辉煌。而另一些人却变本加厉，一条道走到黑，最终浪费了一身才华和大好机遇，成为历史滚滚长河中不起眼的浪花。

当然，曾国藩是属于第一种人，呵呵。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就像一个症状危急的病人，内外交加的社会危机已经让他不堪重负。就道光皇帝本身而言，虽然生活简朴，为人勤政，但是客观来说他并不算是一个雄才伟略的帝王。

道光皇帝的性格本质上是因循守旧、苟且偷安，这从他继位以来先后重用的首辅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就可见一斑。

虽然他一度有“道光中兴”的梦想，但是很快现实就让他对自己能力产生了清醒而深刻的认知。因此，道光的理想就顺势转变为“维持大清这艘船继续航行，确保不在自己手上沉没”。

曾国藩身居翰林之时，属于清贵之职，对国家政局没有发言权，因此他只能广交好友、读书养望。而此时的曾国藩初登高位，正处于“十年磨一剑、舍我其谁”的状态。

他严重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认为自己只要登高一呼就能应者云集，然后大刀阔斧地推动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扫除一切陈污纳垢，成就人生理想。然而残酷的现实给了他很大的打击，让他处处碰壁。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继位登基，马上罢黜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之间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穆彰阿罢相”对于曾国藩的仕途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只是他此时还没有意识到。

曾国藩认为自己并不认同穆彰阿的“为官之道”，和他不是同道人，穆彰阿罢相应该对自己影响不大。

但是曾国藩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也许你之所以走得那么顺利，是因为有一些人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你。虽然他不说话，但只要他站在那里，不管表面上跟你关系怎样，别人就要忌惮三分。

此时的曾国藩显然没有这样深刻的认知，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如今的成就都是依靠个人的努力获得的。直到很多年以后，曾国藩思想大成，对官场和人生的认知上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时他才更加感激当年恩师穆彰阿的知遇之恩。

因此，曾国藩后来不仅在仕途上暗中支持穆彰阿的子孙，而且看到穆家境况不好后，就支助了穆彰阿之子穆廉白银三万两用来补贴家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三千万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先人余荫，遗泽无穷，此为后话。

此时的曾国藩还肤浅地认为于私“穆彰阿对自己有恩”，于公“穆彰阿为相”对国家有害。穆彰阿被免职之后，曾国藩心情振奋上了一道奏折《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官场作风，“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在奏折中曾国藩措辞激烈地指出：

目前的官场因循守旧，庸才云集。朝廷上下不论是京官还是外官都人浮于事，在蒙混日子。京官办事有两个大的弊端：一个是退缩，也就是办事推诿，不肯承担责任，行政效率极为低下。

另一个是琐屑，也就是不顾全大局，只看重个人利益或是小圈子利益。占山头拉帮结派，只要涉及利益就一拥而上，不论是非对错；而在不涉及自身利益时就和光同尘，你好我好大家好。

而外官办事也有两个大的弊端：一个是敷衍，也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拆东墙补西墙，得过且过。只管自己在位过的舒服，不管明天大局会烂成什么样。

另一个是颟顸，也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到处粉饰太平，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而对实际情况既不清楚也不愿面对，等到大局败坏无法隐瞒时就一死了之。

因此，曾国藩针对这种现状提出三大改革建议。

第一，建议咸丰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学习，树立敢于承担责任的优良品质。力行改革，提升工作效率，扭转官场的拖沓之风。

第二，求真务实，不拉帮结派，不搞小圈子，胸怀坦荡。建议咸丰皇帝要让大清官员树立远大的理想，做人做事要有大格局和大胸怀，不拉山头，不搞小圈子利益。同时，督促地方官员不虚报政绩，严禁到处钻营，而要真抓实干，切切实实地为大清王朝和黎民百姓奋斗。

第三，改革官员考核和选拔机制。打造“能者上、平者让、庸者汰”的合理人才选拔制度，让有才能的人能够脱颖而出。

曾国藩的这道奏折得到此时胸怀大志的咸丰皇帝的高度肯定和大加赞赏。咸丰皇帝高屋建瓴地指出：“礼部侍郎曾国藩同志这一封奏折写的非常好，切中时弊。

我认真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非常有价值。他大公无私的行为展现了一个优秀大清干部的良好品德，我为有这样敢于直言的官员同志感到欣慰。”

同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提出的“日讲”建议很感兴趣，让他详细解释一下具体情况，并拿出一套可执行性强的推进方案来。

移花接木    国藩受辱

曾国藩得到咸丰皇帝的鼓励和赞许后大受鼓舞，认为发动改革的机遇来了。于是，他精心准备了精美的讲稿和演示PPT，还专门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

咸丰皇帝把曾国藩的讲稿拿给九卿（当时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传阅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于是，曾国藩马上成为京城官场议论的中心。

朝中大臣看到曾国藩的计划后都心里腹诽不已，当然表面上肯定不好说“这么高大上的事情没有意义”。于是，他们纷纷运用丰富的政治经验，实行“移花接木大法”。

朝廷大臣们一句都不讲整份报告和建议的好坏，而是集中评价曾国藩的讲堂布局图画的太差了。

很多大臣在现场语重心长地对曾国藩说道：“国藩啊，琴棋书画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必备技能。你现在也是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了，怎么连这些最基本的技能都还不具备？

古语有云：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件事情虽然看来很小，但是绝对不可以疏忽。这也可以看出你平常对自己的学习要求不够严格，这是不行的。

我们对你都是有期许的，未来你肯定还要走上更重要的岗位。如果你连画图这一点小事都做不好，那么还怎么让我们放心地让你挑更重的担子呢？所以，以后你要再接再厉，与时俱进，在思想、行为、能力上严格要求自己。”

曾国藩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瞬间石化，心里感到比窦娥还冤：为什么会上纲上线到这个样子？我不就是因为时间仓促随手画了一张图吗？连续三天通宵加班赶这份方案和PPT，我容易吗我？

从客观上说，这固然是因为准备不足，其实还有两个更关键原因曾国藩此时没意识到。

第一，大家早就对这个坐直升飞机的湖南愣头青憋一肚子气了。

俗话说的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大家都是累死累活的工作，几年都升迁不了一次？你一个湖南的乡巴佬凭什么十年七迁？

以前是上面有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当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总理）顶住，又有陶澍作为湖南籍官员的定海神针坐镇两江总督（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兼江苏、安徽、江西省委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兼两江大军区司令），而且唐鉴在道光皇帝那里也很有影响力。

曾国藩完全是自带光环，三座大神坐在那里，大家谁有意见都不得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

所以，权衡利弊之后大多数人都只好把不满放在心里，走着瞧吧。

如今风水轮流转，湖南陶澍去世了，穆彰阿离职了，道光皇帝去世后唐鉴也靠边站了。你小子现在还这么高调，大家如果不搞你一下到底还有没有天理了？

第二，大家原本都看破不说破，活得很滋润。你小子突然来这么一下把事情全部戳穿，还让不让大家过好日子了？在奏折中把京官描写的如此不堪，全部一竿子打倒。

难道大清政坛就你曾国藩一个清官、忠臣？难道我们都不是好鸟？改革的事情当然要做，但是治大国如烹小鲜，急不得的。

我们应该看到绝大多数官员和干部还是好的嘛，只是极小部分的腐败分子有些问题。作为大清的优秀官员，不要求全责备，而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要看大方向、看主流嘛。

因此，通过大家有意无意的传播，曾国藩的笑话马上传遍全城。以至于每个人见到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无地自容，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参加公众活动。这一件事曾国藩引为人生的大耻辱，心寒了一辈子。

但此时的曾国藩撞了南墙后依然不回头，没有意识到他自身的处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的曾国藩已经不是昨天谁都不敢碰的曾国藩了！

于是，他又先后上了多道奏折《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全面深入地指出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地彻底改革。

应该说，这些都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是很值得肯定的行为。但是，官场和政坛往往是最现实的地方，最需要顺势而为，逆势的匹夫之勇往往会生存得极为艰难。

曾国藩原本认为自己的一腔热血，皇帝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事实证明，他还是图样图森破。从客观上来说，咸丰皇帝并没有这个魄力，他心胸狭窄、气质庸懦，也不是一个雄才伟略的帝王。

所以，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接二连三措辞激烈的奏折，心里很不爽，心想：虽然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我也就是说说而已。证明一下我是一个英主，想成就一番大事，你怎么就这么当真呢？

你的改革方案都是搞这么大动静，到时候我怎么收场？万一反对力量太大怎么办？难道让我每天上朝就跟大臣们扯皮？那这种皇帝当的还有什么意思？再说的极端一点，万一改革力度太猛翻船了怎么办？

但是，咸丰也不好打击曾国藩的热情，毕竟虽然他的想法有些幼稚，但也是为国忧虑，精神上还是要鼓励的。于是，咸丰草草地看了几眼奏折，随口表扬了一下曾国藩勤奋工作的精神，批示“毋庸议”后就扔进废纸篓了。

好友来信    直谏皇帝

穆彰阿免职后，尽管咸丰皇帝宣布不追究“穆党”成员，但是曾国藩作为穆彰阿的得意门生，起初还是感到一些惶恐。所以，这个时候新领导上台后的一些动作，曾国藩都觉得有深意。

在奏折基本上都泥牛入海后，曾国藩感到迷茫而忐忑。他也不是完全的官场“二愣子”，于是准备开始谨言慎行，观察一下再说。

想不到这时候他的好友罗泽南写了一封信激励了他一下，终于把他推进了坑里。罗泽南在信中责备曾国藩“有所畏而不敢言，人臣贪位之私心。不务其本而言其末，此为苟且之学。”

意思就是你心里害怕耽误前途而不敢说话，这不是知识分子所为。遇到不公正的事情就要大胆地站出来抨击，这才不负我们当年的理想。

现在你不敢去揭露那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总在讲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领导，我可要批评你了。你的身体不仅仅是属于你个人的，还是属于国家的财富。你工作太辛苦，一点都不爱惜身体，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代表同志们提出批评。”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都会想到一个问题：罗泽南是什么人？怎么有资格对曾国藩提出严厉的批评？南山君在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罗泽南（1807年—1856年），字仲岳，号罗山，湘乡人（今湖南双峰）。是晚清湘军将领、理学家、文学家。生于清仁宗年间，少年时代就怀有大志，喜欢研读理学著作。

罗泽南幼年时家境贫寒，基本上是当铺的VIP客户。他家的邻居一边是药店，一边是染房，所以他11岁时就写了一副对联：生活万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

从相术学上来说，罗泽南的命格很硬，三十岁时亲人基本就全部去世。“不忧门庭之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

可以说，他是一个只有公心而无私心的封建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妥妥的“海瑞”。他爱好学问、崇尚理学，一点都不担心生存的艰难。

罗泽南的得意门生王鑫是湘军的创始人，后来王鑫去世后他接了王鑫的队伍，以理学治军。罗泽南为人平时有些迂腐，但是打仗能力很强，连左宗棠都佩服他的带兵能力。

当然，这是后话，目前这个阶段罗泽南没有开始带兵打仗，所以还是一个优秀而贫穷的人。

罗泽南跟曾国藩是真正的老乡，交情很深，还当过曾国藩的老师，属于亦师亦友的关系。所以，罗泽南批评曾国藩是苟且之学，这在古代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很严厉的批评。

于是，曾国藩被批评和激励了一下，马上就坐不住了。在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曾国藩上了一道很著名的奏折《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指出咸丰皇帝的“三端”，也就是三大毛病，希望咸丰皇帝能够改正。

（篇幅所限，留待后述）

下期导读：

曾国藩丁忧被顺势排挤出朝廷中心，搞起了民间组织——团练，那他又会遇到怎样的巨大挫折？他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而被人称为“曾剃头”？胡林翼又是怎样把他带入人生的新轨道？

请看下期文章《曾国藩的人生“滑铁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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